一代不如一代

魯迅雖然在北京寫下了他畢生的代表作《吶喊》和《徬徨》，但這兩本小說卻鮮少看見北京的風景，魯迅反而是不斷要以文字去重返他的故鄉：紹興（魯鎮），以之召喚殘留在記憶中的故鄉風景。魯迅在編選《中國新文學大系：小說二集》時便已清楚指出，五四新文學的作者大多是離開家鄉而居住在北京，但他們卻偏偏不寫北京而回頭書寫故鄉，所以他特別提出「僑寓文學」一詞來為之定義，以為「僑寓」的「鄉愁」正是啟動書寫的重要關鍵，因為這些「僑寓」北京的作家早就「被故鄉所放逐，生活驅逐他到異地去了」，只好依靠「回憶故鄉的已不存在的事物」，而那就形同是一座早已「不存在的花園」，魯迅特地將之名為：「父親的花園」，以此來作為這些異鄉遊子的安慰。

〈示眾〉乃是魯迅極少數以北京為背景的作品之一，全篇敘事的視角在街頭黑壓壓的群眾上不斷輪轉，形成了去中心化的失焦碎片，頗能代表出他置身在混亂失序的北京城，心中油然而生的破碎與疏離之感。即使魯迅在一九一九年就改搬到西城的八道灣胡同，但他卻似乎始終沒有脫離禁錮在會館之中，與世隔絕的虛無感，尤其在寫於一九二五年的〈傷逝〉中最為明顯，魯迅在這篇小說中依舊以會館作為開場，通過「遺忘」、「寂靜」和「空虛」等字眼，構設出一個封閉又靜默的所在，而小說的男主角涓生在經歷一場失敗的戀愛和出走之後，「新生」的夢想破滅，最後也只能「獨自負著虛空的重擔」，又以退回到會館作為結尾。

〈傷逝〉這篇小說的許多細節都寫得曖昧模糊，譬如涓生為什麼不能公開和子君的戀情？又為什麼非得把子君趕走不可？又為什麼結尾說「只有會館是還能相容的地方」？這些令人費解之處，或許說明了魯迅自己在創作的當下，是否也同樣遇到了許多無法自明的困境？一九二五年也正是他和許廣平的師生戀情正要開展之際，而早有妻室的他，究竟要如何抵抗外界的流言蜚語？如果這段戀情公諸於世，那他是否也會聲譽毀損失去教職？那個他又應該要如何才能繼續維持生存？

魯迅〈傷逝〉的悲劇結尾，顯然否定了自由戀愛的可能，而涓生選擇離開內城公寓回到會館，更是在有意無意之中洩露了會館正是他不斷「回心」的所在，也就是竹內好所指出的：「在『吶喊』還沒爆發為吶喊，只讓人感受到正在醞釀著吶喊的凝重的沉默」之際所形成的，而魯迅「終生都繞不出去的一根回歸軸」。會館無疑代表著一個以家族為樞紐的鄉土中國，也才真正是魯迅終究一生都沒能打破「鐵屋子」，而到了最後，他反倒還被其所吞噬，一如他早先做出的預言：「要救群眾，而反被群眾所迫害，終至於成了單身，忿激之餘，一轉而仇視一切，無論對誰都開槍，自己也歸於毀滅。」

（本文摘自《城市異鄉人：城市．現代小說．五四世代》一書，聯經文化出版）